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是一項涉及多要素、多主體、多目標的系統性工程，實施過程中需重點關注以下核心事項，以避免偏差、保障成效并維護各方權益：

一、堅持規劃引領，強化統籌銜接

避免“重工程輕規劃”：需以國土空間規劃為基礎，結合村莊規劃、耕地保護專項規劃、生態修復規劃等，形成“多規融合”的整治方案。部分地區曾出現“為整治而整治”，盲目立項、隨意調整邊界的問題，需嚴格遵循“先規劃后實施”原則。注重全域全要素統籌：統籌田、水、路、林、村的空間布局，避免單一要素（如僅關注新增耕地）的碎片化整治。例如，農用地整理需與灌溉設施、田間道路配套，避免“重平整輕配套”導致耕地質量提升效果打折扣。

二、嚴守農民權益，保障主體地位

禁止“違背意愿”的合村并居：政策明確要求嚴禁強制搬遷、集中上樓，需充分尊重農民意愿。實踐中需通過“村民會議+公示”等方式，確保農民對整治范圍、補償標準、安置方式等關鍵環節的知情權、參與權和決策權。規范收益分配機制：增減掛鉤節余指標交易、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等產生的收益，需優先用于農村基礎設施、公共服務提升和農民補償，避免“指標收益被截留”或“農民獲利少”的情況。例如，部分試點地區探索“指標收益反哺村集體”模式，用于建設養老中心、文化廣場等民生項目。

三、突出生態優先，避免破壞自然本底

尊重自然地理格局：禁止“削山填谷”“填塘造地”等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，需保護原有的農田肌理、河網水系、林地植被。例如，廣西崇愛高速沿線試點中，通過修復廢棄礦坑為濕地景觀，而非簡單回填，既改善生態又提升景觀價值。嚴控人工硬化：田間道路、灌溉渠道等工程建設需控制硬化面積，推廣透水材料、生態溝渠等低碳技術，避免“為整齊而過度硬化”導致生態系統碎片化。

四、規范資金使用，提升使用效益

杜絕挪用與低效投入：整治資金（包括財政撥款、指標交易收益等）需專款專用，重點投向農田水利、生態修復等公益性領域，避免用于非整治用途（如商業開發）。部分地區曾出現“套取指標收益搞房地產”現象，需通過審計監督強化約束。鼓勵多元投入：探索“政府+社會資本+農民”合作模式（如PPP）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生態修復、產業配套等項目，但需明確各方權責，避免因利益分配矛盾導致項目停滯。

五、避免“大拆大建”，保護鄉村風貌

嚴控拆舊建新規模：建設用地整理應以“盤活存量”為主（如復墾閑置宅基地、工礦廢棄地），而非大規模拆除現狀建筑。政策明確要求“不搞‘一刀切’拆并”，需保留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傳統村落、特色民居。例如，浙江部分試點通過“微改造”提升老舊農房，而非推倒重建，既節約成本又保留鄉愁。傳承地域文化特色：整治前需開展歷史文化遺產調查（如古樹、古井、祠堂等），制定專項保護方案。禁止因整治破壞“田-房-水-路”的傳統空間肌理，避免“千村一面”的現代化改造。

六、因地制宜，避免“模式化”復制

結合區域差異制定方案：平原地區側重耕地集中連片與高效農業配套，山地丘陵區需注重水土保持與生態修復，城郊地區可探索“整治+產業”融合（如休閑農業、鄉村旅游）。例如，東北黑土區重點推進“旱改水”提升耕地質量，而西南喀斯特地區需優先治理石漠化。避免“照搬試點經驗”：部分地區盲目復制其他地區的“高標準農田+集中居住”模式，忽視本地人口流出、產業基礎薄弱等現實，導致“建而不用”“設施閑置”。需基于本地需求（如人口結構、產業方向）設計整治內容。

七、強化后期管護，確保長效運行

建立“建管并重”機制：許多項目建成后因缺乏維護（如灌溉管道破裂、道路損毀）導致功能失效，需明確管護主體（村集體、企業或政府），落實管護資金（可從土地出讓收益、集體經營性收入中列支）。例如，部分試點探索“以田養田”模式，將新增耕地的承包費納入管護基金。動態監測評估：利用衛星遙感、無人機等技術定期核查整治效果（如耕地數量質量、生態變化），及時發現“非農化”“非糧化”等問題并整改，確保整治成果可持續。

總結

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核心是“以人為本、生態為基、因地制宜”，需在實施中平衡好“保護與開發”“政府引導與農民主體”“短期效益與長期可持續”的關系，最終實現“耕地更集中、空間更優化、生態更優美、農民更受益”的目標。